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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服务强农
时间:2025-08-20 08:35:06    来源:经济日报    返回首页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在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新阶段,以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

  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指各类经营性服务主体为农、林、牧、渔各产业发展所提供的产前、产中、产后专业化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小农户服务好、带动好。

  近年来,在政策护航和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崛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建立,成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与“定盘星”。

  绘就农业新图景

  6月中旬,记者走进山东省章丘区相公街道周家村时,夏收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村民高富霞戴着太阳帽、背着手站在地头,望着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机器干活快,过两天种完地,我就去镇上找活干。”

  交谈中得知,高富霞照看的不只是自家田地。在村集体的组织下,周家村有600亩地托管给山东鲁供丰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在村里聘任的3名网格员之一,高富霞在农忙时负责监督作业质量。

  在千里之外的安徽省黟县,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徐海波已从一名返乡创业青年成为万亩农田的“守护者”。他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主推的高产优质品种水稻,亩产达到830多公斤,而且都以每斤高于市场6分钱的价格回购,农户每亩多收入500多元”。

  由原来单家独户辛苦劳作,到专业化服务协同作战,“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时代之问有了新答案。联合收割机高效收割,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肥喷药,智能精量播种机日播400亩,手机操作远程灌溉,工厂化集中育秧……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赋能田间勾勒出现代农业的生动图景,背后正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强力支撑。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涵较为宽泛,纵向涉及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横向涵盖农、林、牧、渔各产业和金融保险多个领域。

  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姜长云认为,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要以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走市场化、产业化的路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将机收、机插秧等服务作为农业产业链中间投入提供的服务业,是现代农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柱。

  国际经验同样表明,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芦千文介绍,发达国家在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同时普遍形成了发达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如美国正以大型农业机械装备、种子化肥农药的生产供应企业提供机械作业和专业技术服务为主,向农业科技公司、数字农业公司以及农机、植保、灌溉等服务公司提供单一环节专业服务或生产全程服务方案转型。日本则通过农协体系统筹生产资料采购与产品销售。搭建区域性综合型覆盖全产业链的农业生产服务平台,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服务供需匹配和资源配置效率,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演变的新趋势。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源于农村改革前的农业服务基础,也得益于政策的持续推动:1983年,“社会化服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2015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2017年以来,有关部委出台支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专门政策,党的十九大将“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政策红利不断释放。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从22.7万个增加到109.4万个,服务小农户数量从3600多万户增加到9400多万户,服务面积从2.3亿亩次增加到21.4亿亩次。

  实践证明,以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为抓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利于促进农业节本增效、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举措。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提升耕地产能的重要方式。

  浙江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先锋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提供专业化服务,让种粮农户节省了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粮食产量。合作社理事长费颖儿表示,“我们合作社服务的粮食亩产达到680公斤,累计为农民增加收入550多万元”。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农业绿色发展。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促进每亩减施农药850克、减施化肥10公斤、减少农药包装废弃物180克。公司农业社会化服务部总经理吴培坚告诉记者,公司每年可为农户节本增收超1.5亿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尤飞表示,调研中发现托管服务多采用绿色技术和集约化生产技术,实现了节本增效,特别是增产效果明显。未来社会化服务在农业绿色发展方面会大有作为。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湖北省松滋市洈水镇豹子岭村曾是当地的软弱涣散村。借助“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主体+农户”的服务模式,202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3.5万元,较2018年增长超过10倍,成功实现了从“后进”到“先进”的蜕变。

  从田间地头高效作业到农业绿色发展再到农村集体充满活力,农业社会化服务已成为农业农村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负责同志表示,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持续扩面提质,成为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抽枝展叶建体系

  在江西九一农庄合作社,通过施用油菜专用肥,实行“专用肥+技术服务+产业链”服务模式,400亩油菜增产15%,总产量达18万斤。

  产品和技术服务只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部分环节。通过调研,记者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

  从服务领域看,呈日益扩展趋势。

  我国在耕种管收、产中技术推广与信息化、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环节的服务相对成熟,尤以农机服务成绩最为亮眼。目前,在小麦、水稻、玉米等大田作物上,机耕、机播、机收、机防等环节,已达到规模化、集约化服务水平。今年夏收,全国投入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其中跨区作业超20万台;单机日均收获面积80亩,效率比5年前提高30%以上,麦收总体进度比常年快了2天至3天,预计平均机收损失率继续控制在1%以内。

  近几年来,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的提升,服务领域从产中向产前、产后等环节及配套服务延伸,从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作物向果菜茶等经济作物拓展,从种植业向养殖业等领域推进。

  湖北省枝江市安福寺镇的养殖户杨金峰有30亩鱼塘,养殖的加州鲈最近几天出现了游边和浮头的现象。为搞清楚原因,他在小程序“枝江农服”手机叫单,半小时后,枝江盛威养殖社会化服务团队前来处理。经实验室检测,团队当天给出了治疗方案。这种“随叫随到”的服务,让杨金峰非常安心。

  然而,调研也发现,规模较小的地块、灌溉条件不达标的丘陵地带或种植多样作物地带,往往难以得到优质服务;产后环节,在仓储保鲜、加工、流通与营销等服务方面仍供给不足,“丰产不丰收”的现象时有发生。

  芦千文建议,要分区域、分产业加快发展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服务,根据实际需求拓展业务内容、延伸服务领域,努力形成贯穿生产全程、衔接产前产后的全链条专业化服务能力。如水稻产区要加快发展集中育秧、机插秧、灌排等服务,小麦和玉米产区要加快发展保护性耕作、精准播种和施肥、绿色统防统治等服务,经济作物和林果种植要加快发展关键环节技术服务和综合解决方案。

  产前农资供应和产后农产品流通是供销合作社的传统主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部部长樊江波表示,供销系统在强两端带中间方面具有优势。下一步,将在产前做好农资供应,产中提升规模化、专业化的服务能力,产后补齐烘干、仓储、加工等关键领域短板,提高综合服务效能,培育特色品牌。

  “要充分发挥现代化农服公司在产前、产后环节的示范带动效应。”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负责同志指出,这类公司可以在农资销售、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服务资源统筹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从服务模式看,在探索中不断创新。

  湖北随州众联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肖保新介绍,合作社每年服务面积达到七八万亩,其中约六成是“服务主体+农户”的单环节和多环节托管,四成是“服务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多环节托管。

  从全国看,各地推出了单环节、多环节托管等服务模式,探索出“服务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服务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多种组织形式。此外,平台型企业模式、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模式等新型载体涌现,前者为服务主体赋能,后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服务主体解决自身“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合算”的问题。

  目前,有些模式尚存在适配性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模式创新多集中于粮食主产区,经济作物、特色农产品的服务模式相对匮乏;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直接复制外地经验,忽视本地资源禀赋和农户需求差异,导致服务“叫好不叫座”。此外,利益联结机制仍不完善,农户与服务主体之间的信任度有待提升。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副会长符纯华认为,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要推动资源整合和协同合作,找到共赢、可持续的商业化模式。要在企业能够盈利、农民负担可承受、国家粮食安全有保障之间找准平衡点。

  “应支持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服务示范园区模式。”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提出,该模式是以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提升为核心,集成服务链条上各类资源,以良种筛选、全程营养、全程植保、关键农机等为主,配套智慧农业、订单农业、仓储物流、品牌营销的综合解决方案。可以通过制定类似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专项支持政策,推进社会化服务龙头企业在内蒙古、黑龙江等规模化生产经营基础较好的地方,开展现代农业科技服务示范园区模式试点,检验该模式的成效。

  从服务主体看,呈“百花齐放”态势。

  许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时,推进了农机、设备更新升级并形成一些剩余服务能力后,通过“+服务”的形式,积极向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拓展。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从事社会化服务的农民合作社34.2万个,服务小农户3900多万户;家庭农场和服务专业户57.4万个,服务小农户2200多万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7.8万个,服务小农户900多万户;农业服务公司4.4万个,服务小农户1600多万户。

  在主体类型方面,家庭农场、服务专业户和农民合作社等内生于农户的服务主体占总数的80%以上,是社会化服务的主力军。多数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本土根植性强,更容易带动小农户。就单体情况而言,农业服务公司的服务范围较广、服务对象数量较多、服务营业收入较高。2023年,农业服务公司平均服务对象数量为439个(户),平均营业收入达到120万元。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负责同志表示,农业生产仍是一个比较适合家庭经营的行业。要加快培育一批社会化服务主体,特别是要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符合农民实际需求的服务主体。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负责人杨社良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对市场反应灵敏,对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采用能力强,具有从事绿色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的优势,近年来逐渐成为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用的承担者。

  但不少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湖北恒创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娄军提到,招人难、用工难、风险大,是公司面临的最大困难。年富力强的农机手非常难招,年龄较大的员工安全风险高又缺少对应的保险。

  尤飞认为,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小而散,发育不足,尚未形成组织化水平高、科技服务能力一流、影响力广泛、覆盖面广的大型企业。

  专家建议,应鼓励各类服务主体找准定位,加强合作,优势互补。服务专业户和家庭农场,发挥其核心示范作用,为周边小农户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农民合作社发挥其合作经营、组织带动的优势,对内服务农民成员,对外惠及更多小农户。农业服务公司重点发挥其资本密集、运作高效的优势,将先进的科技、装备等要素导入小农生产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其居间服务优势,扩大社会化服务对小农户的覆盖面。

  姜长云表示,当前许多平台型企业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性迅速凸显。要注意引导这些平台型企业在农业社会服务体系中发挥节点作用,培育联通互动、网络协同、开放创新的平台思维,强化包容共享、合作共赢的发展意识,增强对特色资源、优质要素、细分市场的整合集成能力,通过提供增值服务来赢得自身发展空间,发挥“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效果。

  优先服务小农户

  2024年7月,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韩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前不久去河北调研,看到一个74岁的老太太,我问她家里还有地吗?她说还有6亩地。我说租出去了没有?她说没有。我说你74岁还能种地?她说请人帮着种,搞托管服务,所有环节都是请人帮着种。”

  这个故事生动诠释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小农户的作用。韩俊表示,“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是多元的,小农户也可以纳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我国现在的农户有2.3亿户,户均经营规模7.8亩,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有2.1亿户。

  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有效路径,也发展为推动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的产业通道。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增强带动农户能力”。

  调研发现,各地积极探索多种多样的服务机制,农业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但服务小农户仍存在不平衡、不匹配等问题,服务效能和质量有待提升。

  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团林铺镇洪桥村党支部书记杨道军的看法很值得关注:“荆门市工业较为发达,村里多数青壮年选择进城打工,现在留在村里种地的农民多为老人。受限于老人的劳动能力和种植习惯,原本可以‘稻油轮作’的耕地,很多只能种一季水稻,农业产出和农民收益都受到影响。”

  深层原因在于,小农户地块零散、品种杂乱,难以规模化开展服务。在一些山区农村,每户的地在10块以上,平均每块地只有0.4亩至0.5亩,老百姓形象地将其称为“巴掌田”“鸡窝田”。湖北供销农服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超算了一笔账:单户的三五亩地进行飞防作业,每亩成本约100元;而通过村级社或服务网点整合或拼单后,作业成本可以降低至每亩60元至80元。水稻机耕或机收服务价差更明显,小农户每亩需要80元至120元,而规模经营主体最低每亩仅35元。

  小农户与服务主体对接也存在一定障碍。山东临沭县蛟龙镇吉利埠村63岁村民李前花,对生产托管还不太了解。她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自己种点小麦和花生,收成不多,够家里人吃”。

  很多小农户对服务价格敏感、信任度低,且抗风险能力差,遇到自然灾害、市场价格变动易违约,增加了服务难度。肖保新表示,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遇到自然灾害、种子肥料出现问题、农户管理不好,产量下降就容易出现纠纷。

  更值得关注的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经营性社会化服务主体更倾向于服务规模经营主体。很多时候经营性社会化服务主体会在满足规模经营主体需求后,才会为小农户提供服务,且为小农户提供的服务基本是初级简单的农机作业服务。类似产前的金融服务,产后的营销、品牌服务,以及全产业链的信息追溯、质量控制、技术方案等提升现代农业产业综合效益和整体竞争力的关键服务,基本只面向规模经营主体或产业组织。服务的差异化,加剧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断层。

  零散需求与分散供给相互作用,导致规模化专业服务难以普及,低质低效的服务供给占据主导地位。破解难题的核心在于将现代生产要素导入小农户的农业生产过程,化解分散化小农户与现代化大农业的衔接障碍。记者梳理,需聚焦三方面发力:

  在政策支持方面,要重视激发骨干带头作用,引导各类服务主体向小农户市场下沉。